讲师介绍： 马千里博士高中毕业后来华求学，自1987年起见证了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可谓中国问题的专家。
他首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完成其中文课程，随后于1992年和1997年分别取得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法学本科和法学硕士学位。 2004，马千里先生完成了其关于私营经济发展和管理发展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发展挑战为分析对象，获得了美国华盛顿国际大学颁予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马博士作为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专家曾为多家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个欧盟中小企业在华项目（如中欧国际协会，DVNET技术信息促进系统）以及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等众多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这归功于他的跨越亚非欧的多文化背景。
马博士专向研究于以下领域：
可持续发展和战略性合作，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期管理，企业发展和就业创造，中小企业发展和全球伙伴关系。马千里博士能说流利的中文、英文、法语、斯瓦希里语（非洲主要语言）和布隆迪语（母语）。还能进行简单的日语对话。 与中国的高层政府机构、工商协会、行业协会和私营企业家们有着广泛的联系。
马千里博士曾专门进修过项目管理，并取得了PMI项目管理培训证书。同时他还持有日内瓦和意大利等多个联合国机构颁发的有关经济转型期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企业家精神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创造等多项培训证书。目前正受邀为美国北弗吉尼亚大学（于北京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和澳大利亚商学院（于上海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的EMBA课程讲授“全球化、企业创新和竞争力”专题。
同时马千里博士在上海交通大学为外籍商人授课《在中国多文化沟通谈判技巧》。另外还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华光学院创业培训中心和复旦大学创业促进中心作为导师。除教学项目之外，还频繁受邀于多种商业论坛，作为主讲嘉宾发表演说。
汶川地震让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变了吗？
来源：环球时报 2008-06-10
过去几周,整个西方都对中国的抗震救灾惊叹不已。西方对华印象究竟变了什么?什么没变?西方是怎样看中国的民间力量和重建工作的?本报邀请了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丁刚、联合国专家顾问马千里(Jean Marie Cishahayo)、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吴旭博士等四位专家进行探讨。
对华印象改变了多少？
马千里：我1987年就来中国了。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紧急的情况。从全国关注和影响程度看，这次抗震救灾可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家整体行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层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灾区，他们都会等下面处理好了后再过去。毕竟，地震之类的灾害刚结束时，灾区还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能始终和老百姓在一起，加上中国军队的表现，是胜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换成非洲一些国家，只能干等着国际救援，但中国却在自救，而且成绩显著。对中国救灾，我周边的外国朋友没有一个说负面的看法。他们只是担心重建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当然，在救援过程中，国际社会曾有过不满意之处，认为中国允许他们进入救援的时间太慢。我可以理解，这是中国考虑到国际友人的安全。未来只要完善应急机制，规定什么样的情况、多长时间，以及国际救援可以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我来说，最有争议的还是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些中国企业的和个人的捐款受人争议，这本身就说明“社会责任”问题在整个中国并没有形成共识。
吴旭：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被抬升了4米，四川盆地下降了4米，这种地理学概念上的地层位置错移现象，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国家和媒体对中国重新认识的程度，主要表现在: 否定中国的声音减少了，肯定中国的报道在质和量上都有大幅提高。这是因为今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地震和奥运，以大悲大喜的形式，极度地冲击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并用显性、急迫的方式激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心态调整。这种调整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并将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不仅各国政府在调整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各国的意见领袖、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包括外国驻华企业，都在重新审视中国，也同时审视自己的中国观。
但是，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从公共关系学上看，应对危机通常分为预见规避期、危险控制期、紧急应对期和调整修复期四个阶段。我们当前已经进入调整修复期，许多前期隐藏的、没时间也没心情顾及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一般而言，一场大灾的5到6周后，受灾者在初遇家破人亡时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坚强感或麻木感会逐渐弱化，而有关媒体基于同情、道义基础上的“礼貌性善意期”也会慢慢结束。这时候，一些关于灾后安置、保险理赔、捐款处理、责任调查和疫病控制等问题，极易被某些西方媒体刻意炒作，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新一轮的伤害。
裴敏欣：要让西方重新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变。汶川地震后，西方主流舆论给予中国正面评价，尽管现在看来还很难说这种正面评价会持续多久。但是，几个西方世界基本的看法已经被扭转了：一是中国政府是可信的、透明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领导能力，也是值得敬仰的和受中国人爱戴的。二是整个中国社会是能够被动员起来的。第三，中国媒体此次给予了全力报道，而且公开透明。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内有人说西方认识中国进入一个拐点，这种看法只能是值得期待的，但并不一定确切。一方面，西方还是认为，这次中国媒体的开放是偶发性的，是否会持续，西方还在质疑。二是，虽然这次中国公民社会显现了民间的自发力量，但是，在西方看来，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也还不确定。所以还需要时间，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发展基本的、传统的思维定势。
丁刚：的确，思维定势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两次事件就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我对西方对华印象的变化有不同的看法。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西方媒体正面评价不少，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西方没有想到中国会这样做。按照西方对中国的思维定势，中国政府的动员组织力量比较强，他们是能够想到的，但这一次的反应这么快，组织得那么好，而且坚持以人为本，处处事事体现出对民众的关爱，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没有想到”今后如果不断增多，最终就会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因为，有些变化很可能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这样的变化增多反而可能会让一些西方人感到更加担忧，更加难以理解中国。西方有可能会在中国的发展中找到与他们相似的地方，这些相似的地方会唤起他们的共鸣，但关键在于，那些不相似的地方，他们能不能认同。这是我们在审视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时需要注意的。
西方怎么看中国民间力量
马千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中华民族本来就很团结，这次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应该做到的。这次西方非常惊叹中国的团结精神，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新现象，事实上，中国人应该有自信，不是西方发现了中国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远比大多数民族团结，否则怎么会生存了几千年呢？现在西方有人质疑，中国人的这种团结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就应该把当前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导致的“个人优先、社会次之”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点，甚至根除，这是一个非常持久的问题。
吴旭：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民间力量，尤其是沿海和东部地区数亿民众表现出来的强大公民意识和救助能力，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从主观意愿上丝毫不亚于美国那样有强大慈善组织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4月份开始，中国一些“80后”、 “90后”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是让人刮目相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上公开亮相，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新形象。另外，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志愿者团体，也能从客观上帮助纠正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西方常用狭义的、带有侵略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来形容现代中国的民族情绪，这是非常不准确的。这一次抗震救灾中，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仅有手足同胞的亲情，还有对同一个文明的认同；不仅有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还有感同身受的家园意识。每个中国人都发自内心地喊出“四川，挺住！”“我们都是汶川人！”的口号，仿佛那一刻，我们都是一家人。事实上，只有中国的语汇里把“国”称为“家”。这种强烈的家园意识、文化意识、集体意识，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也是值得我们发扬的。
丁刚：对中国民间力量的认识同样存在一个“没有想到”的问题，不是中国的民间力量因为一场地震而发生了巨变，而是西方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都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民间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可以说，通过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拉萨“3•14”暴力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国家遇到干扰等，西方对中国民间力量的认识与过去会有所不同，特别是民间力量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激情。这次抗震救灾更会让他们明白，发展模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会出现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问题只不过是这个现代公民社会在很多地方可能会与西方不同而已，它必然会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民族意识。
裴敏欣：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西方主流并没有感觉到中国民间力量在与西方舆论交锋。中国声音是在自己的舆论平台上出现，西方言论极端者与中国网民，并不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中国网民的平台是互联网、以中文为主，而西方的则在少部分西方媒体上。两者是平行的、并不交错。西方主流媒体偶尔感觉到中国网民的巨大声音，也并不当一回事，而是贬义地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中国的民间力量如何影响西方主流媒体，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任务。
怎么看重建工作
裴敏欣：一些西方人看来，重建不仅应在灾区，更应该包括中国公民道德、社会风气、民族凝聚力等全国范畴之间进行。这话是对的，救灾呼唤着中国人能够重拾过去的道德，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之心，这些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重建的契机，涉及到中国整体社会的正义感。这次中国人表现出的巨大的善良，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千万不要把这次地震造成的深远影响，与当初1919年、1949年、1978年之类的相比，那样就拔得太高了。实际点说，这次救灾应该给了中国一些建立自己公民社会的新思维。
马千里：西方现在可以说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不仅在国民精神，也在于中国西部艰险的地势，给中国发展以及在灾难中救援工作带来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在救援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国交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给中国的启示是，如何解决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提高西部偏远山区救出的交通问题。这可能需要非常深层次的智慧。未来随着全球变暖，各种自然灾难还会有，中国未来最主要的挑战可能还不是来自于人为因素，更应该在于自然灾难。重建问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硬件方面的建设，对中国不算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文明、人文精神、制度法律、教育等方面的重建，国际社会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多听听他们的建议，特别是联合国方面的建议。毕竟，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世界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非常愿意与中国配合，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经验。
吴旭：从传统安全观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威胁最有可能来自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入侵；但事实上，在核时代，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入侵中国。而从这次地震灾害的惨重程度来看，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危害，甚至高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我们首先要把防灾救险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来构建制度、协调机构、组织实施；这样才能符合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要求。
其次，中国要考虑如何构建相关制度法规，以适应中国国民不断增长的公民意识，引导并善用民间力量。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成长得那么快，不懂得如何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挫伤民意。在慈善业发展、非政府组织管理、社会舆论监督等各个方面，中国的有关制度还不够健全。我们不主动改，在特殊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公民或团体突破制度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这次大灾也给我们如何融洽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需要主动出击，给西方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表达感谢，那么多国际救援物资和人员到中国投入救灾，中国应该有所表示。我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不妨可以制作一系列短片或公益形象广告，主动到西方媒体里播放或刊登；一来感谢世界对中国的帮助，二来借此机会，向世界讲述一个人性化的中国、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个坚强的中国、一个梦想奥运的中国。要作到这点，时机最重要；我们必须抓住最近这个新闻热点周期，塑造中国知恩图报、温情人性的善意形象，培育和推动这一轮良性的认知互动。
丁刚：最近，我见到一位来中国开会的美国学者，我问他，现在美国人最关心中国的什么？他说仍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人一直希望能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看到，中国究竟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了这样的确定性，美国人才好制定他们对华的策略。我感到这位学者说的模式，其实就是希望能用他们原有的那套理论来套中国。可以想见，重建工作开始后，西方仍然会用他们那一套来套中国，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论调，要静观中国会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什么叫真正的变化？显然，他们不是在理解、认同中国，而是要“套”中国的变化。只有在更多的、更有效的结果显现出来之后，西方才有可能慢慢地转变到理解和认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将会伴随着中国复兴的整个过程。
BEIJING, Jan. 5 (Xinhuanet) -- A seni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dvis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igned up yesterday 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for Fudan University students.
Jean Marie Cishahayo, from Burundi in east Africa, is one of 17 volunteer consultants who will offer advice to young business starters, help to coach their fledgling businesses and answer their questions.
The group will also help student companies seek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matchmake them with possible business partners, Fudan officials said.
"I feel excited about the new job," said Cishahayo, who is a graduate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so a professor at Jiao Tong University.
Since 1996, Cishahayo has worked as a consultant with the UN, assisting with projects in China.
He is the only overseas volunteer consultant signed up by Fudan so far.
Since the city government launched a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March 2005, more than 800 city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started 132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chemical and service sectors.
Each of the student companies has been granted an initial operation fund of 300,000 yuan (37,500 U.S. dollars).
More than 30 companies have made a profit so far, and eight have passed an annual sales volume of 500,000 yuan, according to Zhang Dewang, the foundation's secretary-general.
"Students are always full of passion for business, but they lack resources," Zhang said.
(Source: Shanghai 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