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2008/01/19 02:59)
本版摄影/赵杰 凯特展示她的人民调解员徽章
在中国人的眼中，要是邻里街坊间起了争执，街道上一些专门负责调解的人就会到家里进行调解，多大的事被人家这么一劝，多半儿也都能化解了。一位生在南非的姑娘凯特，正是在中国发现了这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工作后，干脆跑到南京鼓楼区宁海街道司法所，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人民调解员。本周，凯特正式结束实习期，开始上岗做起了调解员。就在她刚结束入职后的第一次调解工作后，凯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专家谈调解
人民调解员需要较高人格魅力
凯特在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南大法学院院长助理吴英姿副教授告诉记者，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民调解机构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的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组织和人力方面都较以前得到了充实。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类型较多，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应对需要，各地的人民调解机构正在开始重建。但由于各地相关部门投入不同，调解员本人的素质和魅力各异，使得各地的人民调解效果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状。
人民调解的性质是，通过社会力量，并且吸纳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调解的方案是否同意等都强调自愿，协商的方案是在以法律为底线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双方共同认识的情理和道德。
对于人民调解员需具备的素质，吴英姿副教授表示，首先人民调解员应该对社区民情有所了解，其次是个人的法律素养，特别是对重要法律条文的理解方面要求很高。最后，人民调解员要具备较高的人格魅力。这主要是指该人员有足够素质可以在当事人双方进行斡旋，并能够被双方信任。
凯特小传
■到农村做调查
首次接触中国式调解
凯特的父母都是英国人，在南非工作。凯特从小在南非长大，12岁那年，在看了一部讲述西藏的纪录片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凯特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凯特随同班同学回了趟江西农村老家进行农村纠纷调查。凯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对中国的调解制度有了认识。一个农村妇女遭丈夫打，当地的治保主任担任了调解员的角色，他劝说这位妇女“不要与丈夫起争执，日后要听丈夫的话”，这样的“调解”让凯特大跌眼镜。“这些妇女离法律太远了，这位调解员的调解太不专业了。”
回到南京，由于法学院的指导老师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研究，凯特也自然关注起调解方面的理论知识。在看法律书籍时，一则案例让凯特有很大启示。这则案例记述了一起真实的强奸案件的宣判。较之于对强奸犯的宣判，让受害人动容的是法官的几句话。法官对受害人讲：“这不是你的错，社会会接纳你的。”凯特隐隐约约意识到，中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和中国社会价值观是有关联的。
■初到南京
下街道当上实习调解员
随着对调解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凯特意识到，需要把所学所看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有更好的效果。2007年年底，经老师介绍，凯特来到南京宁海街道司法所，开始了在这里的实习调解员工作。正是在这里，凯特初步了解了一些中国调解制度的独特之处。
在凯特看来，所谓调解，也是一种说服，外国的法官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会把当事人的双方邀请到一起，工作的性质与“主持”相似，而且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到场，法官是不能够和当事人单独见面的，除非为了了解必要的情况。比如，在南非、英国等国也有用调解解决矛盾的方法，但在这些国家，调解就像是法庭辩论一样，双方当事人跟调解员坐在一起，讨论具体事宜。但在中国的司法所，调解员是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谈话的，这让凯特感到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与当事人的其中一方单独见面进行调解是允许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
调解也要靠技巧
对调解工作进一步的了解是在跟着专职调解员开始实习的那段时间。凯特说，“我在这段时间主要是观察、学习调解员的工作。”凯特认识到，要想尽快解决问题，关键一点是要了解当事人的内心，而这需要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观察。
其次，就是要能够从问题的表层原因找到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能够抓住引起矛盾的一系列问题的焦点。因为“引起当事人纠纷的表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很可能不是一回事”。说到这儿，凯特补充了一句，“说实话，发生在邻里街坊之间的很多问题，是没法用法律解决的，这里的调解员会通过讲授道德、价值观，讲出纠纷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等方法，促成当事人双方的合作。这个合作，完全是要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就要看调解员的功力了，至于调解员怎么来说服，那完全靠技巧了。
别人眼中的凯特
■“上司”
薛涛：
她把调解工作当成事业
说到这位兼职调解员凯特，凯特的“上司”，南京市宁海路司法所所长薛涛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以为凯特只是想了解人民调解的制度和方式，后来才发现，凯特是想拿调解员的工作当事业。
薛涛告诉记者，由于调解理论方面的知识一直都很缺乏，凯特来所里也是为了先实践，尽可能更多地参与。在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后，在薛涛看来，凯特具备了担当调解员的主要素质，这包括“有爱心、热爱这份工作、能够让当事人信赖”等等。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老外调解员，在与当事人初次见面时，是否就会信任她呢？薛涛笑着说：“开始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人家会问我们‘这是谁啊，上我们这儿干吗来了？’总之，注意力一开始都会有所转移，不过在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后，凯特就会被接纳的。而且，在讨论调解方案时，凯特会提出一些更关注人本身情感或者精神需求的合理建议，使得方案更加‘人性化’。”此外，薛涛还发现，只要是凯特参与的调解案例，当事人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
成功案例
■让当事人都满意 并不一定要照搬法律条文
薛涛向记者讲述了凯特参与调解的一次成功案例。
小毕（化名）是一位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其父母离婚后，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不久前，小毕的父亲去世，其父名下的房子已过户给第二任妻子的女儿。因小毕无生活自理能力和收入，为保证他以后的生活，小毕的舅舅向南京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考虑到家庭纠纷适合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鼓楼区司法局就委派宁海路司法所调解，凯特参与了调解。
当看到一位金发老外坐在司法所办公室时，双方当事人起初“吓了一跳”。不过，在听完宁海路司法所所长薛涛的介绍后，当事人很快便接纳了凯特，并主动向她介绍情况。
对于小毕家的这起纠纷，凯特起初认为，应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让小毕获得房产的一部分产权。但很快她又意识到，即使小毕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若房子不卖掉，小毕还是得不到钱，依然解决不了生活问题。经过调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小毕的舅舅愿意代表小毕放弃对房子拥有的份额；小毕的继母也将支付小毕每月的生活费。这个结果在凯特看来是“出奇的好”，让原本还打算沿用“打官司解决一切”的凯特明白了，调解的关键在于，在法律框架内，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但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
老外调解员感言
■当好调解员 需继续学习中国文化
由于不甚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加上成长环境、所受教育的不同影响，凯特对于人民调解过程中强调的“公平”有着自己的理解。凯特认为，调解人在介入调解后，会在情感或者感觉上，产生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样一来做出的调解会有失公允。薛涛告诉凯特，做合格的专职调解员，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杆秤，但不能将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到调解过程中。也就是说，调解员可以有价值观，更要有智慧。
不同于凯特所熟悉的西方文化，人民调解员在调解时需要单独与其中一方见面是因为，在中国，一般很少有一方在发现自身行为有失妥当时，主动向对方承认错误的情况，但要是有人劝说或者调解，向另一方认错的情况倒是可能。在了解到这些后，凯特也深知，她还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民情。记者了解到，目前凯特正在努力学习南京话。
■未来目标
开班培训专职调解员
由于自小生活的南非的社区里也有类似的机构，凯特经过比较后，发现中国的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后的效果很好，而且“不用打官司，成本低”。因此，凯特告诉记者，她现在初步决定，自己大概还需要学习五年，然后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总结成经验，最终开班授课，专门培训专职调解员。
新闻内存
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民间纠纷
记者了解到，中国的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一个调解体系，主要有以下四种：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
其中，人民调解，即民间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而法院调解，则是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对于婚姻案件，诉讼内调解是必经的程序。至于其他民事案件是否进行调解，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调解不是必经程序。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效力。人民调解制度具有中国特色
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是一种人民民主自治制度，是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其专门职责是调解民间纠纷”。
人民调解本着合理合法、自愿平等、尊重诉权这三条原则。调解方式包括直接调解，公开调解，共同调解，联合调解等。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