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中国网
真理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真理既在西方，也在东方；真理在其所在的地方。将来的文化很可能是东西方交融的结果，达到超越东西方的境界。
雷立柏
雷立柏简介：Leopold Leeb，1967年生于奥地利，1995年来中国大陆，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2004年以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著作有《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基督宗教知识辞典》等。
19年前，一位奥地利年轻人在维也纳看到一幅海报，上面用繁体字写着“台湾”两个字。当时他只感到眼花缭乱，心中暗自叫苦：“我的妈呀，这种语言谁学得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真的去了台湾，掌握了这门让西方人头疼的语言，并且现在能用一口流利典雅的汉语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的三种传统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
“我不怕语言的困难，我对中文有一种好奇心。在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发现我能看书，学得还比别人好一点。后来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以说，我去台湾的这一天决定了我后来的整个生活。”雷立柏激动地对记者说。
成语是语言的精华
在奥地利读高中的时候,雷立柏就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988年到1991年，他在台湾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在学习汉语之初的相当长一个阶段，他的听力一直很差，但他坚持每天晚上都花很多时间抄写汉字。尽管雷立柏的老师并没有要求他深入地研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但对这位喜好读书的奥地利人来说，读懂这些经典一直是他的理想。“那时我常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看懂《道德经》和《论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令这位奥地利人受益匪浅。在台湾留学的第三年，他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比较自如地与中国人沟通了。关于这一点，雷立柏认为：“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如果要想将外语的听力和口语提高到母语的水平，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呆很长时间。没有语言环境是不太可能的。”
雷立柏学中文的另一个诀窍是背成语。“语言的精华就是格言、成语和俗语。我曾经买了一部厚厚的分为上下册两卷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我把这部词典从头到尾都做成了卡片，并且看汉语的解释，背了许多成语。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我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内核，而我现在要给学生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
制造障碍的汉译
本书由周伟驰博士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雷立柏博士进行校对和编注。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提出的，雷立柏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用中文完成了《张衡、科学与宗教》的博士论文，并于19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99年9月到2004年1月，雷立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修， 在中国著名宗教研究专家卓新平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其间，雷立柏用中文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并且将华人学者吴经熊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推荐到中国。
在和中国出版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雷立柏发现自己的观点跟他们不完全一致。他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一直强调外国人的名字最好不要翻译成汉语，应保留原文。比如，《超越东西方》这部书是一位中国译者翻译的，他把许多原文的东西都拿掉了，后来我在做校对的时候又放回去了。我对他说：‘你必须忠实原文啊，这是外国人的名字啊，不要仅仅用汉字。’但是有的编辑却说：‘ABC夹在汉字当中不好看。’有时候我感觉他们真有秦始皇的脑袋，统一文字，把别的文字都消除掉了。我给你看另外一部在中国很少有的 书。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有的是意大利的小村子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译成汉语。相反，这部台湾编的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个叫阿贝拉尔的法国中世纪的思想家，书中关于他的名字，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译法，那还不把人搞糊涂了！为什么一定用汉字呀？！而且还不加上ABC，人为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原文知识！这么多烦琐的译名其实是很空虚的知识。当然也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又另当别论。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拉丁’这个词在清朝的四十种译法，什么拉蒂诺、利丁等等。如果说这就是汉学，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汉学家，太痛苦了。按照吴经熊的说法，这是博物馆里的学问。 ”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2006年年底，中国网络传媒一度热炒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酷评中国当代文学一事。据新华网报道，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顾彬认为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狼图腾》是一部法西斯主义作品，令中国丢脸。这位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还严厉批评中国的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互相瞧不起，美女作家更是一堆垃圾。此言论当即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国外汉学的广泛讨论。那么雷立柏对此事是何看法呢？
“我很佩服顾彬这个人。他比较喜欢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懂多门外语。这一点我比较同意。比如吴经熊，他的英文写得太漂亮了！我比较赞同顾彬的许多观点。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这对中国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把顾彬发表的文章做一个论文集在中国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观点。
“顾彬一辈子都翻译鲁迅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的中文水平恐怕要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他自己也学过哲学和宗教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历史有很独特的看法。2001年我在柏林听过他的演讲，感觉受益匪浅。”
“顾彬的许多新奇的观点都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有多年的和中国文化对话的经验。顾彬于七十年代在中国留学。随着中国的发展，顾彬也在修正他的观点。武汉有一个作家叫邓晓芒，他学过德国古典哲学。他也批评中国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有些观点和顾彬很相近。”
东西方对文化概念的不同解读
当记者请这位奥地利学者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和共性时，雷立柏首先谈起了文化的概念。他说：“中国人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文化（culture）这个词是从拉丁语cultus来的，原意是共同的敬拜。在古希腊的宗教节日中人们共同敬拜雅典娜女神，在敬拜时有艺术表演，比如悲剧。基督教也有共同唱歌和做礼拜的仪式。所以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一种共性的东西。比如说法律，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都非常重要，都强调共同的法律。西方人的法律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西塞罗有个成语叫做 Libertas in legibus, 就是说自由因法律而存在，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西方人对法律有一种自豪感。希腊人曾对波斯人说：‘我们是希腊人，我们有法律，这是我们的优越性。’基督徒则更强调守法的精神和法律的重要，有共同的标准，比如说法律是神圣的，是上帝规定的，等等。
“中国人提到文化时往往强调一种个人的独修。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一种个人的境界。佛教也讲究个人的修行。在中国，文化就好比一个君子、一个哲人在独立地进入某种特殊的境界后就再也不能跟老百姓沟通了。比方说一个人练毛笔字，他写得比任何人都好，这就是文化。”
雷立柏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对法律、法学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中国的儒家不太支持法律，是用礼节来代替法律；中国人一听到法，马上就联想到刑。中国的庄子说：‘逍遥法外’，自由只能是在法律之外的。这和西方的差别太大了。”
在雷立柏眼中，文化就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如果你星期天上午去宣武门天主教教堂，可以看到，那里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不同肤色的人，有说不同语言的人，但是他们都听同样的话，唱同样的歌，手拉手做同样的祷告。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一种共同的精神制造一种共同的志向，比如说共同为一些穷人祈祷，共同肯定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很主观的观察。”
西方文化的“三个代表”
雷立柏先后学习过多种语言。他的母语是德语，他的英语和汉语也几乎达到了母语水平，这三种语言他可以相互翻译或者写作。他可以流畅地阅读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在法语、西班牙语方面也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此外，他还学过一点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甚至蒙古语的字母。他掌握语言的数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自2004年2月开始，雷立柏在人民大学教西方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发现在中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并且缺乏资料和教科书,好在中国学者刘小枫最近出版了《古希腊语文教程》。雷立柏认为刘老师的教材真是一个突破,但他自己也曾编了一个适合初学者的教材。拉丁语的工具书在中国也没有，出版社于是建议这位雷先生自己编一个。 “我的妈呀，工作太多了嘛。但是总得有人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奥地利人自豪地对记者说。
拉丁语涉及到法学、历史学、古典文学、哲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拉丁语术语，这些学科很难做起来。现在中国很多人做翻译，都是把这些术语从英语或者法语译成汉语。雷立柏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我：雷老师，伦理道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的词典把它说成是意识形态？我当时就楞了。其实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语的ethos ，拉丁语是mores，意思是习惯。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伦理道德不是只做一次伟大的行动，而是习惯性地每天都要做一个好人，每天都要好好学习呀！”
他接着说：“在西方，有许多学校和学者对《圣经》的历史背景和各个学科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才能给出一些很健康的经文。但是这门学问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在中国宗教界之外很少有人对基督教进行研究。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研究宗教的人也很少，别的学校就更不用提了。其实有许多人对此很感兴趣。人大应该建立一个宗教学系或者神学系。”雷立柏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朝末期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互动是非常漂亮的题目，譬如圣经术语的翻译等等。”
让雷立柏高兴的是，中国现在终于有人对西方古典语言感兴趣了，这给了他很大的发挥自己专长的空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将近50名学生选修希腊语课程并参加考试，听他的希伯来语课的学生有五六个人。“因为希伯来语比希腊语更难。但是我这五六个学生都非常用功，我很佩服他们。中国有前途啊，可能也是从孔夫子那里学来的，就是学习，一定要学习。”他激动地说。
雷立柏最佩服的学者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神学家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因为虽然他的母语是拉丁语，但是他有理想，努力学会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掌握了三种语言，并且把《圣经》译成拉丁语，即vulgata (《通行本》)。我要模仿他。我在大学里推广的就是这三种语言，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代表。无论你学宗教、法律还是哲学，只要你掌握这三种语言，你就会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采访接近尾声，当记者问这位奥地利学者有什么业余爱好和个人发展规划时，他笑着回答：“我现在非常忙，业余爱好就是骑自行车。我现在追求的方向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多编一些语言方面的教科书。当然，我希望圣经学将来能够在中国扎根。”
本刊记者 杨嘉庆 供稿 《北京周报》（2007年第4期） |